编者按
江门五邑在近现代涌现了群星灿烂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不少曾致力于职业教育事业，为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本报拟筛选一批有代表性的名人，向大家讲述他们办职业教育的故事。今期先推出上篇。
梁启超承前启后重教育，上下求索有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
梁启超幼时家教甚严，熟读四书五经，18岁时赴广州拜师于康有为门下，于著名的“万木草堂”学习，草堂突破当时中国传统书斋一味诵经背典的传统，加入西方机械学、图谱学、化学等新学科，而且加入了军事体操、舞蹈、野游等体育课程。梁“旧学而新”的求学经历，使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育观念。在“公车上书”与《时务报》开办皆未能取得理想成绩之后，1898年梁启超赴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复制了一个“万木草堂”。他曾在《时务报招考志》中讲：“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国治之本，莫不以添设学堂为急务”。时务学堂要培养一批精通中西学说，能够救亡图存的有用人才。他还亲手制定《湖南时政学堂学约十章》：一日立志，要求学生要以天下为己任，为救亡而献身；二曰养心，要破苦乐，破生死，破毁誉，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三曰治身，忠信笃敬；四曰读书，要习“上下千古、纵横中外之学”；五曰穷理，注重思考和观察；六曰学文；七曰乐群；八曰摄生，锻炼身体；九曰经世，寻找图强之道；十曰传教，宣扬孔子精神。这十条学规教导学生学以致用，实现全面素质发展，而首要的是有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这对今天的教育也存在一定的启示作用。时务学堂的课程章程也要求学生注重思考与实验，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总之，事物学堂就是为当时维新变法救过运动服务的速成政治人才培养学堂。梁启超时年24岁，年富力强，投入大量时间与心力经营学堂，上课批作，制定章程，统揽事务，往往工作到深夜仍不知疲倦。这段经历即体现了梁的爱国救亡之心，也为他展示个人洋溢才华，宣传独特思想提供了平台与锻炼。
在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远赴日本，1899年，他在日本创立了神户同文学校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他即想为海外华人子弟提供一个读书闻道的场所，也想为当时中国“内地俊秀子弟怀奇才抱远志，已通中国学问及寻常普通学者”提供一个“助其大成”的专门高等学校，但更重要的是，他还在为自己的救国图强梦想不懈奋斗，培养人才。由于办学经费大都由筹措所得，其办学条件虽然比在国内要艰苦一些，但梁及其他教员仍然士气高涨，梁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原来在国内时务学堂的11名学子）来了之后，我在日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那时的生活，物质条件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梁办的学校不仅要求学生通晓日语，明白世情，而且还强调不能偏废专业，要学有所长，这为当时国内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有一些学生还成了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中坚。
1917年，近代中国第一个倡导、宣传、研究和实施职业教育的全国性教育团体——中华职教社成立，梁启超为始创48名发起人之一。1920年，梁启超在《改造》发刊词中写到：“培养新国民‘当有地方的与职业的双方骈进，故主张各职业团体之改良及创设，刻不容缓。具有敏锐前瞻性的梁启超当时就意识到职业教育要与地方行业实现接轨，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梁还在师范教育、教师职业思想观、教师权利与义务观等方面作出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为当时的职业教育以及教育人才培养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蒙素材。
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游历归来后，也曾在当时的上海公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从事教职，也在全国各地作大规模巡回演说，开创了中国学术演讲史的先河。在变革社会的尝试与实践中，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与人权思想是紧密结合的，他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可以培养一个人的国民性，也可能会造就一个人的奴隶性。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在当时的最大目的是希望有助于民族独立，而不是培养附庸国民。拥有智识与技艺的国民，同样应该是具有独立自主、自律自强的新型国民，即新民。这种新民，既要具有社会公德意识，也要强调个人修养，具备爱国、救国、报国的观念。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个个成才，他们中出了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火箭专家等人才，由此可见，梁的教育尊重子女的兴趣与特长，提倡在“乐趣”中学习，培养职业专精人才。纵观梁公一生，他对中国教育事业怀有无比热忱，倾注了大量心血，势要唤醒沉睡数百年中华民族之魂，身体力行地培育高素质救国强国之“新民”，不愧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之开拓者也。
陈伯坛中医怪杰成一家，杏林杏坛两芬芳
陈伯坛（1863—1938），原名文伟，字英畦，伯坛是乡试时用名，江海区外海镇人。他是广东四大名医之一，对中医学有很多创新性贡献。
陈伯坛出身贫寒，但他读书非常用功。他的祖父陈维泰精通医术及阴阳玄理，打下了医学的基础。1894年，陈伯坛中甲午科第七名举人，但由于家庭困难，无力继续科举，转而立志从医，潜心钻研张仲景的《伤寒论》。1899年，陈伯坛开始在广州设馆行医，实行“富者多取而不伤，贫者减免而受惠”的宗旨，门诊只收诊金二毫钱。由于医术精通，医治了不少疑难杂症，一时名声大噪。由于用药大胆，敢于用大剂量的药物，其用药剂量多至一剂有三四斤（1500-2000克），被称为“陈大剂”。
陈伯坛在从医之余，也致力于中医教育工作。1905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两广总督岑春煊创办两广陆军军医学堂（后称广东陆军军医学堂），因陈伯坛治愈其母之病，便礼聘陈任中医总教习、中医主任。1924年，时局变化，军医学堂停办，由他的从学者旭日华、程祖培为发起人，请陈伯坛在广州书坊街开办“广州中医夜学馆”，他专门讲授张仲景的伤寒论，由于观点独到，受教者获益良多。
1924年，书坊街沿线进行市政改造，陈伯坛的“广州中医夜学馆”在改造之列，他便离开广州到香港定居，在中环文咸东街租铺设“陈伯坛寓”，挂牌行医。由于陈在广州已有盛名，一到香港便受到患者的追捧，诊所门庭若市。他在业医之余，撰文著述，辛勤不息。他深得张仲景的伤寒论要旨，旁及各家；且不固守旧说，着意创新，以精、警、整、醒四字为运行医术的方法（即：精通三阴三阳、五运六气；警觉那些有误的，对医书不生搬硬套；整理有层次，或从表面入里，或由里而发外；醒神清脑，随机应变）；对医理坚持“四不”（不剥削、不阿附、不随便敷衍、不拾人唾余），对前人注释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绝不盲从附和，悉心探索，创新医理；对传统中医的规例有所突破。特别是使用大剂量，对病人大胆对症下药，独成一派，与同代的赵鹤琴、黎卑流、陈月樵齐名，并称为广东四大名医。
之后，他独资创办伯坛中医学校，并参与授课。这所中医学校学制为六年，所用的教材和讲义大都由陈伯坛亲自审定，这些教材和讲义很多都成为中医界的经典，深受医者推崇。该校培育了数以千计的中医人才，其中有不少人成为各地的名医，如香港的陈甘棠、陈遂初、陈仿周、陈柳一、陈鉴人、陈子石、陈习之、陈瑞甫，广州的程祖培、钟耀奎，江门的赵景明、陈仲明、旭日华等。
1938年5月29日，陈伯坛病逝于香港，终年76岁。陈伯坛注重医德，视病人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有济世扶危的精神，得到后人的爱戴。新中国成立后，陈伯坛的著作得到国家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和评价，指示要重刊《读过伤寒论》以供世人研究，成为很多医学生的必读书籍。
黎民伟电影之父名远扬，培育演员功良多
黎民伟（1893—1953），新会会城人，早期电影开拓者，编剧、导演，中国电影先驱之一，有“中国电影之父”、“香港电影之父”之称。
黎民伟自幼喜爱摄影与戏剧，热心于国民革命，曾利用戏箱偷运枪支支援黄花岗起义。1913年与美籍俄国人布拉斯基及其兄黎北海合作创办了华美影片公司，与兄弟黎北海合作执导《庄子试妻》，并在其中反串女角庄子之妻。《庄子试妻》成为第一部香港出品的影片，也初步确立了黎民伟在电影业界的地位。1921年再与兄黎北海、黎海山合作创办了香港历史上第一家全部华资的新世界戏院。1922年在香港银幕街创建民新制造影画公司任厂长。1923年，在香港在香港铜锣湾威菲路创办民新电影公司，出任公司副经理兼摄影师。期间拍摄了北伐纪录片、梅兰芳舞台艺术纪录片，并开始拍故事片《胭脂》。
在二十世纪初，电影仍是新生事物，初期很多演员都是靠导演在熟人中物识，或是从传统戏班中转行而来，故而急需有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加入。为此，黎民伟才会把相当精力放在影戏专门学校上。在创办民新电影公司的第二年，与关文清一起创办香港第一间训练电影演员的机构——民新演员养成所。1926年，他在上海成立上海民新公司，同时又开办民新影戏专门学校，专业培养电影人才。之后，黎民伟又转战香港、北京，也在当地创办演员养成所，培养了大批专业演员，助推其影艺事业再上高峰。
黎民伟开办影戏专门学校秉承其电影救国的思想，注重对电影演员思想素质的培养。他在其创办的民新影戏专门学校开学之际，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对于这学校的希望非常之大，想为中国电影界筑一强有力的基础。尚望诸君毕业以后，能本其怀抱，牺牲色相，为中国前途努力！广东方面三月二十九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尚可为国家而牺牲，难道我们这副面孔为了神圣的电影艺术还这样顾惜吗？”
黎民伟还注重让学生在电影拍摄的实践中学习本领，即使是理论课程，也主要是聘请欧阳予倩、孙瑜、侯曜、卜万苍、关文清等在电影行业有很多实践经验的行家来讲课。故而培养的学生很快就成为电影业的新生力量，在业内站稳脚跟。如演员金焰，1932年上海《电声日报》发动读者票选中国十大电影明星，他获得“观众最喜爱的男明星”、“最漂亮的男明星”、“观众最愿意和他做朋友的男明星”三个称号，并最终选为“电影皇帝”。
1929年，黎民伟北上，与北京真光戏院老板罗明佑合拍了由孙瑜执导、阮玲玉主演的《野花闲草》，这部严肃的社会生活题材作品彻底改变了粗制滥造的武侠片的影潮，使30年代电影走上了新的方向。他提出“复兴国片、改造国片”的口号，亲自执导两部有鲜明平明反帝内容的故事片《蔡公时》和《祖国山河泪》。1930年创建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与上海印刷商黄漪磋合作组建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在此期间拍出了一系列中国电影史上的不朽杰作：《城市之夜》、《母性之光》、《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1933年《大路》、《神女》、《渔光曲》，1934年《新女性》，1935年《迷途的羔羊》，1936年《慈母曲》、《联合交响曲》1937年等。可惜，抗日战争爆发，这个公司因此停办，而大部分影片拷贝也在走难途中丢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重大损失。现时，我们只能从留下的一些照片中感受黎民伟所拍电影的风采了。
1945年，黎民伟回香港恢复民新影片公司，并经营仙乐电影院。1953年10月26日，黎民伟病逝于香港，享年60岁。在他的追悼会上，挂着“国片之父”的横额。
顺便提一句，黎民伟的后人也大都从事演艺事业，我们所熟悉的港星黎姿就是他的孙女，其子黎铿是中国第一个童星。
赵仕北中山盟友护法者，主办铁校基础牢
赵仕北（1871-1944年），字孔南，号于朔，新会古井镇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同盟会会员、孙中山的挚友，中华民国参议院首任院长。
1884年，年仅13岁的赵仕北随乡人赴美，坚持半工半读，一直读至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896年，赵仕北经人介绍，认识孙中山，从此参与革命活动。1907年回国，江西省巡抚拟保举参加殿试考取进士。赵不愿为清政府效劳，拒绝前往北京应试，留在江西省办理教育，暗中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常奔走于上海、北京、南京、广东之间。
辛亥革命成功，1911年12月16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南京代表会开幕，赵仕北由江西省选举为代表，出席会议。1912年1月1日，以临时参议院议长身份，出席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典礼，并亲授大总统印章与孙中山。随即被任为粤汉铁路管理局局长。
1912年7月赵仕北被任命为唐山铁路学校校长。这所学校原为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赵仕北到任后才更名为唐山铁路学校。这所学校后来经过18次迁址更名，现为西南交通大学。他在该校任校长四年，至1916年8月才离去。
1912年9月22日，孙先生亲到学校视察并发表讲话。他说：“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平等自由之中国；一路学习世界科学技术，改变祖国贫穷落后之面貌。在座诸君不投身于锋镝之间，学习采矿、筑路、建桥，也是为了革命。”当时在座的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桥梁专家的茅以升，他回忆说正是孙先生的演讲让他坚信实业、铁路也是救中国，从而坚定了他毕生从事桥梁实业的决心。茅以升的同班同学杨杏佛则在孙先生的讲话的鼓舞下，走上了社会革命的道路，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革命先驱。除茅以升、杨杏佛外，著名教育家、气象学家竺可桢、中国近代植物学奠基人钱崇澍、新加坡华人领袖李光前、中国地质工程先驱何杰、中国矿冶工程先驱胡博渊等都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时期的校友。
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任赵为司法部司长。后因主张仿欧美国家三权分立体制，与上司意见不合而辞职。1919年任广东省高等法院首席推事。1923年春，孙中山重组军政府，任赵为大理院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赵任职仅一年，因主张“司法无党”、“司法独立”而被解职。之后，他在南京、广州经营航运和汽车交通贸易，但因时局动荡，连年经营亏损，只好关张回家。赵仕北为生活所迫，一度回江门开设律师事务所，执律师业务。
1928年，赵仕北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36年任广州地方法院院长。1938年广州沦陷后，辞职赴香港闲居。1942年，被日军拘捕。1944年，病逝香港日军监狱中，终年73岁。
（整理编辑/宋旭民）
